上财高研院发布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年

上财高研院发布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年

时间:2020-01-09 08:35 作者:admin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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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1日下午,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联合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数理经济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在中国金融信息中心成功举办2019-2020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年度报告发布会,本次发布会主题为"深化竞争中性改革,激发经济发展动力"。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盛松成、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形势室主任杜飞轮、江苏省人大财经委主任江建平、财政部政策研究室改革处处长肖帆、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首席研究员邹平座、中国金融信息中心副总裁张凤明以及东亚前海证券有限公司总经理田洪等嘉宾应邀参会。高等研究院院长田国强,经济学院党委书记王昉,高等研究院院长助理陈媛媛、陈旭东、龚关、杨有智,经济学院院长助理黄振兴以及"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成员、经济学院校友等近400位来自政府、业界、学界、商界及媒体的听众也参加了会议,会场互动频繁、气氛热烈。高等研究院副院长林立国主持会议。

《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年度报告(2019-2020)》解读

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院长 田国强

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院长、"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负责人田国强教授首先介绍了高等研究院"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的整体概况及特色,他指出,该课题组拥有一支阵容强大的高水平研究团队,成员包括20多位博士毕业于世界一流大学或国内顶尖大学的专职研究人员;项目组充分考虑中国元素,着力构建完善的宏观模型;推出的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报告既注重统计、计量的量化分析,也注重内在逻辑的学理分析及历史视野的比较分析,以求达到科学性、严谨性、时代性、现实性、前瞻性及思想性;做到短期与中长期分析结合,对不同风险和政府不同增长目标给出应对力度和备选方案,为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院长 田国强

随后,他依次从"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与内外风险因素概览""以深化竞争中性改革应对内外复杂局面"两大方面对当前经济形势进行分析解读及提出相应对策建议。他表示,课题组基于IAR-CMM宏观经济预测模型的情景分析和政策模拟进行了各种量化分析,在基准情景下,预测2020年全年实际GDP增速约为6%。田国强教授认为,展望2020年及今后一个时期,世界和中国经济面临机遇与挑战并存、困难与机会同在的复杂局面。针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工作任务,课题组重点分析了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内外部主要风险。其中,外部主要风险有中美贸易摩擦风险、外部需求下降风险,内部主要风险有家庭债务风险、收入分配风险、僵尸企业风险、银行系统风险、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下降风险及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为应对上述这些风险,田国强教授领衔的"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建议,在当前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时,积极的财政政策仍有必要主动发力,在稳增长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稳健的货币政策应当与宏观审慎政策协调,防止资金过度流入房地产部门,从而影响劳动生产率;产业政策与货币、财政政策有相关性,应更多使用致力提升市场功能的普遍性、功能性或软性产业政策,慎用倾斜性、选择性或硬性产业政策,以与市场化改革的大方向相一致。同时,逆周期政策调节只是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争取时间、打下基础、创造条件,而不能解决持续发展和根本性问题,应该与市场化改革、全方位开放的大方向相一致。理论、实证及中国改革开放实践都表明,改革不改革、改革到位不到位,经济增长差异巨大,相差可达3个百分点。同时,仍需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压倒一切的是稳定的基本方略。

课题组强调,需要以控制实验的科学方法论来区分哪些是改革前后的共性因素,哪些是差异因素。新的差异因素是:较大程度上的经济上的选择自由、松绑放权改革、引入竞争机制、对外开放、民营经济大发展、国有经济比重不断下降。因此,市场化改革应坚持竞争中性、所有制中立的原则方向,以改革促进不合理体制、结构的纠正。经济全球化开放应向更高的制度型开放转变,以开放倒逼自身制度环境的改善。而竞争中性又是下一步改革和开放的共同关键词,有利于促进"有能、有为、有效、有爱"的维护和服务性有限政府及有效市场的形成,以更全面的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来形成促进可持续增长与高质量发展的制度红利。

为此,课题组具体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完善法律和政策体系,确立竞争中性原则。应从国家法律层面对竞争中性原则及其适用性予以确认,如在《公司法》《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中进行适当体现,健全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法治环境。第二,改革国资监管的体制,促进竞争中性落地。应促进从管资产向管资本转变,促进国有资本布局调整,同时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让竞争行业中的国有企业成为不依靠政府倾斜政策,与民营企业一样受到公平对待的独立市场竞争主体。第三,提升对外开放的层级,倒逼竞争中性改革。新时期的对外开放不能仅仅停留在商品、要素等方面的流动型开放上,也要向规则、议程等方面的制度型开放转变,全方位开展更高标准、更高水平的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在全球贸易规则重塑中保障自身利益。

嘉宾点评环节

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盛松成、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形势室主任杜飞轮、江苏省人大财经委主任江建平、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首席研究员邹平座、东亚前海证券有限公司总经理田洪等分别对报告进行了精彩点评,并对课题组进一步完善有关研究提出宝贵建议。

主旨演讲环节

《我国房地产市场的主要结构性问题》

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 盛松成

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盛松成表示,刚刚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全面落实因城施策,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长效管理调控机制,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日前,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召开座谈会强调:坚持稳字当头,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

目前我国房地产行业整体表现出下行趋势。房地产投资的持续下行可能造成供给相对紧张,并可能导致未来房价的上涨。此外,房地产市场集中度逐渐提高,大型房企对调控的应对能力增强,房地产调控的效力有所减弱。而我国居住用地供给不足,长期以来,土地供应与人口错配和土地供应结构的问题还在继续影响着整体市场稳定。

为了稳定房地产业的发展进而稳定我国整体经济发展,需要重视我国房地产市场的结构性问题,如供需平衡、人地匹配、供地结构等,并采取有效措施,以"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为宗旨,以供需相结合的调控方式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支持房地产业合理融资需求,调整土地供应结构,增加住房供给,加强房价预期管理并继续构建和完善市场长效机制,最终实现房地产稳定发展这一目标。

一、平衡供需缺口,平抑房价波动

从长期来看,我国住宅需求主要包括城镇化过程中新增城镇人口的居住需求和城镇存量住房的折旧拆迁需求。根据国务院发布的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2030年我国城镇化率预期发展目标为70%,未来12年我国城镇人口将会增加2.15亿人。同时,我国家庭结构趋于小型化,将导致城市户数增加。如果考虑到住房改善的需求,我国未来的新房建设需求会更大。

1-11月,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10.2%,为今年以来最低值,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下行已持续了半年多。截至9月末,房地产贷款同比增速已连续14个月回落,较上年末回落4.4个百分点。9月末人民币房地产贷款余额占全部人民币贷款的28.9%;今年前三季度新增房地产贷款占同期人民币贷款增量的33.7%,较去年低6.2个百分点。无论是从存量还是增量看,目前我国房地产融资占比已基本恢复到正常年份的水平。此外,房地产企业表外融资也大幅萎缩。截至今年三季度末,投向房地产的信托资金余额为2.78万亿元,较二季度减少1480.67亿元,环比下降5.05%。这是自2015年四季度以来首次出现新增规模环比负增长。

房地产投资下行可能对稳定房价形成冲击。11月末,我国商品住宅待售面积为22281万平方米,库存已回落至2012年末的水平。如果房地产投资继续下滑,不仅会拖累经济增长,还可能导致未来房价的上涨,因为供给相对不足。保持房地产投资适度增长与"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是一致的,稳房价要求供需平衡。

应以供需相结合的调控方式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我国房地产需求仍然处在相对高位,单纯压制需求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会因此而造成更大的反弹。实践证明,供需结合的调控方式才更加有效。保证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合理增长并坚持限购限贷不放松就是这一调控思路的具体体现。

二、合理投资布局,缓解地区失衡

我国房地产调控在供给端还面临地区布局失衡的问题。第一,房地产开发投资结构存在失衡,一些区域投资增速与人口情况不相匹配。2019年1-11月,我国西部地区房地产开发投资累计同比增长15.3%,东部区域仅为8.3%。但从人口结构看,东部区域人口2018年达到5.38亿,约占全国总人口的38.52%;中部区域人口为3.71亿,占比26.6%;西部区域人口为3.80亿,占比27.2%。如果中西部区域过度投资,仍然会有供应过剩的风险。如果东部区域投资放缓,有可能造成供应不足,形成房价上涨的压力。

第二,土地市场供给存在与人口情况错配的现象。通过土地规划建筑面积成交量和商品住宅成交情况,我们计算了各城市潜在住房供应量的增减变化。自本轮调控政策出台至今,土地的供需差距比例较高的城市中有60%是中西部城市,也有不少三四线城市。总体来看这些城市的人口支撑也相对较弱。而一线城市和东部核心二三线城市,土地供给明显小于需求,与此形成明显对照。应继续贯彻落实"因城施策"的方针,针对人口净流入的城市要适当增加土地供给量。对于人口仍在持续流入、产业基础好的大中城市的房地产项目应该支持合理必要的融资需求;对于人口持续流出、产业基础较差的收缩型城市,要严控资金流入,甚至加大调控力度。

三、优化供地结构,提高配置效率

从土地供应结构来看,我国的土地供应中的非住宅用地供应明显偏多,导致住宅供应相对紧张。从国际对比来看,纽约的工业用地只占总用地规模的3.48%(2014年,下同),东京为6% (2011年,不包括交通设施用地,下同),而我国一线城市工业和物流仓储用地比重加权均值为28.78%(2016年)。即使考虑到统计口径的差异,中国一线城市的工业用地占比也明显高于纽约和东京等西方主要城市。而在住宅用地占比方面,纽约为42.52%,东京为86.47%,我国一线城市仅为27.90%(2017年)。在商业用地方面,纽约和东京分别为3.91%和5%,而我国一线城市为6.93%(2017年)。

不合理的土地供应已经给商业用房销售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我国一线城市2019年11月商业用房的去化周期已经达到了48.72个月,上海更是超过100个月之久。

总而言之,房地产调控不是压制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而是使房地产市场发展相对可控、与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供给和需求相协调。长期来看,这也将促进我国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

我国房地产调控应重视结构性问题。应注意适度保持土地供给的增加并改善土地和住房供应结构。供给端的调控是房地产市场稳定的基础。不将房地产业作为短期经济刺激的手段也意味着房地产业在长期中必然要实现与整体经济的协调发展,避免大起大落,这也将稳定当前房地产市场预期。

《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的几个趋势》

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形势室主任 杜飞轮

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形势室主任杜飞轮就《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的几个趋势》为主题发表了主旨演讲。他表示,中国经济长期稳中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经济的基本面也不会因为短期的经贸摩擦而切断,所以下一步不需要那么悲观。

从中长期的角度综合来看,杜飞轮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既有五大机遇也有三大挑战。五大机遇分别是总体上仍处于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带来的历史性机遇、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新机遇、需求结构升级带来的新机遇、加快绿色发展的新机遇。三大挑战分别是国际经济经贸规则变化带来的挑战、跨跃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以及防范化财政金融领域风险与次生风险的挑战。

杜飞轮指出,目前世界经济进入中周期性下行轨道,下一阶段大概率呈现弱增长态势。一方面是商业周期惯性,一旦下行趋势开启,就会延续一段时间;另外,新旧动力转换、新供求平衡、智能工业革命推动长周期繁荣,都需要时间;与此同时,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都会限制贸易,减弱经济增长引擎的动力。他认为,金融危机之后的增长周期可能基本结束,全球经济下一步很可能出现新一轮的4低新特征——低增长、低通胀、低需求或者低贸易、低利率。

而从中国经济内部来看,也面临着发展阶段的考验。按2018年GDP 91.93万亿元、2018年末总人口13.95亿人,以及2019年6%的GDP预计增速计,预计今年GDP将达97.45万亿元左右,人均GDP为6.99万元,折合美元即超过1万美元。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是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十分关键的阶段。

杜飞轮表示,在上述机遇和挑战中,我们看好的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这个基本面,来自消费的增长、供给结构的升级、产业质量体系的提高以及城镇化的提质。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中虽然还存在结构性问题,但杜飞轮认为,包括城镇化率、服务业占比等,都在向黄金分割点(0.618)的优化格局迈进。

仅以城镇化而言,2018年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杜飞轮认为,这中间的差距,就在农民工转向市民过程中的公共服务、公共投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实现提质。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9251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617元,城乡居民收入比2.7:1;2018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6112元,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2124元,城乡消费比2.15:1。也因此,杜飞轮认为,如果这近16个百分点所对应的超过2亿人口从农民转为市民,将会带来巨大的投资和需求增长空间。

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再到入世倒逼下中国加快市场开放,释放改革红利,杜飞轮认为,中国每经历一轮改革,都会带来一个增长周期。下一轮更寄希望于刚刚召开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推进各方面的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释放改革红利。将迎来一轮比较好的向上增长的状态。

对于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投资和消费政策等短期政策,杜飞轮表示,通过加强政策体系的建设,加强政策的协调与工作协同,适应稳中有变,化解经济运行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杜飞轮认为,只要我们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发展,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防风险、惠民生、保稳定等工作,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依然处于世界前列,中国对全球经济的贡献越来越高,中国将世界经济舞台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价值科学与数字货币》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首席研究员、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副理事长 邹平座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首席研究员、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副理事长邹平座在会议中阐述了他对于价值科学与数字货币的观点和认知。他表示,最近区块链的技术出现了一个通证经济的新概念,它是资本、员工和客户之间的一个新的分配制度。这种分配制度以人民为中心,也符合共产党的初心,也就是社会主义制度。未来如果能够顺利的实现这种制度过渡的话,可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带来更好的发展。所以中央高度重视智能化、大数据、高科技和区块链的发展。

另外,从数字货币方面来看,人的价值+区块链等于未来的数字货币,因为价值本身就是人的价值,是人的一种有用性。所以,货币价值等于人的价值+区块链,当货币与价值尺度本身合二为一的时候,就不再有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问题。

未来资本市场到通证市场,商品经济到数字经济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在商品经济时代,是用会计来核算企业的价值,而到了数字经济时代是用区块链来核算的。企业的边界以平台和生态为中心,每个人的数字资产需要管理,会计不行了,就需要一种加密的超级账户——分布式账户来完成,这就是区块链。

接下来,邹平座副理事长围绕货币的发行机制和功能发表了看法。他表示,从货币的发行机制中可以看出,增长理论是资本的边际增长率加上劳动率的边际增长率,这正好是人的价值流量和价值存量的边际增长率,正好等于人的价值函数的导数。这从汇率的变化也可以看出,其实外汇的汇率就是跟着人的价值变化,美国的非农指数几乎是唯一决定美元变化的变量。

而在货币的功能上,数字货币是信息社会,数字经济的必然产物,未来会有各种数字资产。而过渡到数字货币需要有一个进化的过程,各种数字资产未来会与人的管理和各种价值链进行涌动,最后会生成一个数字货币,这需要市场的发现。未来的货币一定是区块链+人的价值,因为它实现了人与货币的一个理想,就是货币和它的价值尺度成为一体,因此将不存在通货膨胀等问题。

最后,他表示,人的价值与通证货币的关系揭示了一个新的经济时代。通胀与通缩的原因是市场中的货币量与市场中的价值背离产生的。通证是股东、员工、客户在一个经济体中参与收益分配的区块链权证,就是人在经济中的价值。通证是人的价值凭证,等同于区块链+人的价值。所以从收入端来分析,通证、货币、人的价值未来是一体化的。所以,通证制是一种科学的、公平的,有效的分配制度。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未来数字货币理论的论述,中国未来如果能实现制度的弯道超车,那就是中国进化社会发展改革当中产生的第二次大的制度红利时代到来的前奏。

嘉宾合影

本次发布会得到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校友会的大力支持,汇聚了来自学界、业界的众多专家学者以及商界的精英翘楚,大家踊跃提问、积极互动,针对当前复杂局势下的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方向及未来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当中面临的重大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刻的解读,真正发挥了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服务社会方面的作用,也充分利用这一平台凝聚了众多专家学者高质量的意见与建议。

主持人: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 林立国

责编:夏寅

编辑:刘暑冰 王昱晴

摄影:赵竟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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